第 21 章 如琢如磨（1/1）

“下午放学的时候，她经常站在街口等着。我老远看见她，两腿就发软，走不动路了，我真不想回家。一般放学早了，就找个地方把作业做了，或者和同学吹会儿牛，磨蹭够了再回家。遇到下午没有课，连中午饭都不吃，跟着几个同学到海边去游泳。因为我下海的机会很少，游泳的技术最差，只敢在浅水里扑腾。

有个同学小名叫狗剩，一会儿功夫就游到很远很远，只剩下一个小黑点儿。等他游回来以后，吃完干粮，就掏出印章和印油，指着屁股上的一个地方，叫我给盖上个印章。他家里怕他经常偷着游泳出危险，每天早上上学之前，都要扒下裤子，在后屁股上盖个章，放学回来要检查，如果发现章没有了，那顿打是不会轻的。后来他就把图章偷出来，到刻字摊上照样刻了一个，他给它起了个名字叫‘免揍章’……

“等我一步一挪地走到街口，后妈把脸一垮：你还知道回来？别的学生一拨一拨地早都放学了，你怎么才回来！这时候我不免编些瞎话，什么值日呀、大扫除呀、被老师留下了，等等。后妈指着我的鼻子，你别说了，你那些瞎话儿我都背下来了，回去再跟你算账！先挑水去，缸里没水了，饭都做不成了，还吃饭呢！

“我最打怵挑水，主要是扁担太长；那是以前柜上伙计挑水用的扁担，我挑在肩上两手够不着扁担钩，控制不住两端的水桶，走起路来水桶两边甩，人就走不稳；第二是扁担钩太长，挑起水来两个水桶刚刚离地，稍不小心就会碰到地面，走起路来总是磕磕碰碰的，只好把脚后跟踮起来走，走不多远就得停下来歇气。

水管子离我们家有三条路远，最少要歇三四回。我在想，要是扁担再短点儿，扁担钩再去掉两环，我挑起水来，两手握住扁担钩，控制住水桶，扁担能够颤起来，挑水就会省力多了。我端量过好几回，不敢改，扁担钩上的环是铁打的，无法把它拆掉，扁担我更不敢把它锯短，要是叫后妈知道了，还说我在破坏劳动工具呢！那是在奴隶社会，奴隶们为了摆脱繁重的苦役，认为苦役都是工具带给他们的，他们无力反抗奴隶主，就只有破坏奴役他们的工具。

“挑完水、帮完厨、吃完饭，后妈便领着孩子们出去玩去了，剩下来的就全是我的事；洗锅刷碗、扫地抹屋，然后是抹地板。她对抹地板要求很严，我回大连以后，首先训练的就是抹地板，她手持藤条站在后面监督着，要求把地板抹出原来的本色。原来的地板是油漆的，等我们搬进来，油漆已经不见了，只在边边角角还能看见油漆的痕迹。我姐姐在家时，也是先训练抹地板，也是要求抹出地板的本色来；

我姐姐已经跑了三年了，怎么地板又没了本色了？难道我们不在家就没人抹地板了吗？我只是心里这样想，当然不敢这样说，这样说了就是大逆不道，回嘴是不行的，顶嘴更不敢，她怎么说的就要怎么干。抹地板不准用拖把，拖把滴汤挂水的，抹不干净。要蹲在地上或者跪在地上用抹布抹，要抹得水盆里不见脏水为止。三间屋抹下来少说也要两个多小时，抹得腰酸背疼，也不敢站起来休息，休息就说你磨洋工，藤条便劈头盖脸地打下来。

“那时还是冬天，有一天特别冷，抹地板的铜盆里都结了冰碴；那回我正在擦楼梯，铜盆就放在阳台边上，她见我尖手尖脚怕冷的样子，怒从心来，抬起一脚，连盆带水带人，踢滚下楼梯。铜盆很厚、很重，边沿很锋利，一下磕到了我的眉骨，我伸手一摸，出血了，便急忙爬起来，跑到屋里，用老佛爷面前香炉里的香灰，掩住了伤口。据说香灰可以止血，我想是因为香灰经火烧过，消了毒，是无菌的，不容易感染化脓的原因吧。后妈见没大事，便哼着小曲下楼，上街卖呆儿去了。血是止住了，我忍着疼，把楼梯抹完，又去劈柴、砸煤坯，准备第二天生炉子用。

“最累人的是洗衣服。一般像洗衣服、拓煤坯、倒腾煤、倒腾劈柴之类的大活儿，都安排在礼拜天。后妈从阳台上往下扔衣服，扔一件喊一句：“这是你弟弟的，这是你妹妹的，这是你爸爸的，”再加上被单、褥单，一会儿小院里就堆起一座小山，唯独没有她的衣服。我不懂她为什么要一件一件地喊出来，不喊谁也不知道，一喊左右邻居都听得见。其实她是喊给邻居听的，也是喊给我听的，意思是说，我的衣服不用你洗，你弟弟、你妹妹、你爸爸的衣服你应该洗，我也不怕邻居们听见，谁家的孩子不干活？

“扔完衣服，后妈下楼来，端个凳子坐在旁边指导：‘先把被单、褥单打上肥皂泡着；洗衣服要先洗领子、袖子，领袖领袖嘛，只要领袖洗干净了，再一把一把挨着搓一遍就行；洗被单时，先把被单一头理齐了，然后左手攥住，右手铺开来搓，搓完一把再捣一把，右手不能攥死了在搓衣板上硬蹭，就是蹭破了也洗不干净。我这都是为你好，将来成家立业、顶门立户了，连衣服都不会洗，怎么能行！’我在想，我才十三岁，离成家立业还远着呢。什么叫顶门立户，每个人都要顶门立户吗？我不要顶门立户，赶快念完书，毕了业，参加了工作，走得远远的，我就脱离苦海啦。

“‘是那样洗吗？叫你把手指头铺开，怎么像鸡爪子似的，不分岔呢，想什么呢！’说着抬起一脚。她坐得高，我坐得低，正好踢到我的耳朵上，只觉得‘嗡’地一声，眼前冒金星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我捂着耳朵、低着头、忍着疼。她知道这一脚踢到要害了，便站起身，哼着小曲，上街找人搭白去了。

“干活再累没关系，我就怕她站在身边，说着说着，不一定什么时候脾气一爆发，便拳脚相加。她说她在家里当姑娘的时候，弟弟、妹妹们，哪一个敢不服管！放学以后，每人要纺二斤线，纺不完就不准吃饭，一个家庭和一个国家一样，没有章法还行，那不乱了套了！只是不敢打，碍着她父母都还活着。来到我们家，便是称王称霸了，数她最大，谁敢不怕。

我姐姐叫她打跑了，回山东当了八路，她便十分恨山东来的那些‘坏人’，对我就更加严厉了。她知道我性情懦弱、胆子小、不敢跑，跑了也没地方去。不敢像我姐姐似的，跑回山东，山东亲戚都认识我姐姐，她到哪家都可以讨碗饭吃。我就不行，没几个认识我的，再说，谁家敢收留哇？那是人家张家的长子，要是在皇家，那就是太子，太子谁敢留？于是她就断定我不敢反抗，于是，就更加肆无忌惮了。

“耳朵慢慢地不疼了，但是听声音有点“嗡嗡”的，至今右耳朵比左耳朵听力差，不知是不是那一脚踢的。庆幸地是没有被踢聋，就算踢聋了我又能如何呢？我姐姐在家里受了苦，我父亲经常偷偷地塞点钱给她作为补偿，就因为那点钱，我姐姐拿去租书看，被后妈翻出来了，在地板上打得翻滚了一两个小时，非叫她说出钱是哪里来的。

“我在家里受苦，我父亲也知道，可是从来也没给过我一分钱，我父亲心里想，男孩子吃点苦没啥，不但要吃苦，还要吃苦中苦，方能为人上人。他经常讲他十三岁闯关东，到大连学生意有多么苦，脚冻得像包子似的，晚上在热炕上一熥，像猫咬的一样，所以才当上大掌柜的，管理了二十多号人。我心里想，你那算得了什么，还不及我的十分之一，我除了要受棍棒之苦，还要受精神上的折磨；没有亲情、没有人情、没有同情，除了我姐姐之外，我就是世界上最苦的人。

高尔基《童年》的苦，还有他的外祖母在疼他；高玉宝在《半夜鸡叫》里受苦，但没有每天挨棍棒。只有我，每天在这三面高墙围起来的方井里，默默地劳作，永无休止地做着那些洗衣做饭、挑水抹地的劳作，像个哑巴奴隶似的，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？掰着指头数一数，初中三年、高中两年，我的天哪，还要熬五年，想想都可怕！